蘇忍尼真(Alek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,1918-2008)逝世了。他被稱為“蘇聯的良心”，生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。
父親原是哥薩克騎兵軍官，在意外中喪生。他是遺腹子，沒見過父親的面；他的母親，受過良好的教育，沒有再嫁，撫育孩子們長大，鼓勵他們努力向學，並保守俄國東正教信仰。知道分辨是非，善惡，使他與別人不一樣，也就是說，他不能只以利益，實用為行為準則，終其一生，蘇忍尼真不能放下這個“包袱”，像殉道士一樣，也為信仰付出極重的代價。
蘇忍尼真在羅斯陶夫大學(University of Rostov-na-Donu)，主修數學畢業，並以函授方式，在莫斯科大學修讀文，史，哲學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蘇忍尼真是紅軍的砲兵上尉。他英勇的參與前線主要戰役，並兩度獲得勛獎。他能見證“偉大領袖”史達林，在戰略上無知錯誤，並且任意犧牲兵卒，不當一回事。隨後，蘇俄紅軍反攻，並進入德國的土地。1945年二月，蘇聯攻入德國東部，他目擊英勇的紅軍，屠殺，並姦淫，擄掠，與納粹並沒有甚麼不同。他給了史達林綽號“貓鬚者”，“主宰”，“老闆”，一封致朋友的信，給他帶來大麻煩；不久前的戰鬥英雄，被指控反蘇維埃的罪行，“建立反叛組織”，作不利蘇聯的宣傳。羅織這些莫須有的罪證，加上殘酷的刑訊，最後缺席判決，蘇忍尼真進入強迫勞動營八年，並內部流放。五年後，送特別政治犯集中營。
1953年，被流放到哥薩克斯坦。在那裏，他患癌症近於死亡。次年獲准入醫院就醫，竟然漸漸康復。
面對不可想像的壓力，一個微弱的個人，能夠承擔得起，似乎奇蹟。蘇忍尼真說：“在軟弱和困苦中，最好是緊隨主的腳步。”這說明了他得力的秘密。
他到底比史達林(Joseph Stalin,1879-1953)活得久。1956年，在赫魯雪夫(Nikita Khrushchev，1894-1971)總理當政，批判史達林的政策之下，蘇忍尼真回到俄羅斯西部，在一所中學任數學教師。他晚間則致力寫作，那段時間，是他文學創作收穫最豐富的時期。
1961年，四十二歲的蘇忍尼真，把手稿但尼蘇惟其生命中的一天(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)，交給任Noviy Mir報的總編輯詩人塔道夫斯基(Alexander Tvardovsky)。因為其書記事忠實，暴露真相，頗有冒犯當權者的可能，塔道夫斯基欣賞其文字，但不敢作主，請示得赫魯雪夫，於1962年獲得批准，才予以發表。
四十多年來，那是第一本在蘇聯發表講真話的書，敢於自由的以文學寫政治，而不犯當政者之忌，是那民主共和國有史以來所未曾有。出版之後，立即成為暢銷書，書店進貨，在兩個月內全部售罄，需要再版。
那段“蘇修”的時間，也有別的作家，起而仿傚，寫史達林當權時代的“內幕”；可惜，好景不常，1654年赫魯雪夫失勢後，出版自由的現象，也隨之消失了。作家協會，也可恥的向當局告密自己會員，成為情報局KGB的蛛網組織。蘇忍尼真由聲譽卓著的作家，再次淪為攻擊對象。他起初有些驚懼，隨即淡然處之，以為他的名字，從此不必被政客利用了。
以後的時間，蘇忍尼真的其他著作，如癌症病房(Cancer Ward)，和第一圈子(The First Circle)，只得於1968年，以另一種“隨密自達”方式出版，蘇聯稱samizdat，意為“自己出版”(私下自由非法出版)；或在國外出版。
1970年，蘇忍尼真獲諾貝爾文學獎。他不能親去瑞典領獎。有人建議，可以在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館，舉行特別頒獎儀式，蘇忍尼真可以不需出國，在那裏領獎。瑞典政府拒絕那樣作，為的是不肯得罪強鄰蘇聯。
他的力作古拉格群島(The Gulag Archipelago)，部分為蘇聯情報機關發現，但原稿運出國外，於1973年十二月在巴黎出版；全書三卷，則於1978年完成。這部傑作，是蘇忍尼真個人的經歷，加上227名前囚犯的見證；作者並查考那殘酷監獄制度的歷史背景，對其審訊技巧，監犯的運送，造反，監獄的風氣與文化等，都一一詳細描述。此書從出版，使西方世界了解蘇聯殘害人性與尊嚴，如何難以接受，也導致蘇聯當局，迅速採取制裁行動。
1974年二月十三日，在西方極端關注之下，還是蘇忍尼真被判“叛國”罪，褫奪蘇聯國籍，被遣送到西德；然後，他到了瑞士。同年的十二月，蘇忍尼真領受了諾貝爾獎。
過了一段時間，他受美國史丹福大學的邀請，全家到了那裏。然後，於1976年，移居佛蒙特州。
使西方失望的，蘇忍尼真不是一般人理想中的反蘇反共工具，他們也不能體會，為甚麼他不肯合作，成為傳播新星。他不能忍受思想的統制，無論來自蘇聯或西方。他要想自己所想的，說自己所說的。
1978年六月八日，受邀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演說。他批判西方現代文化。他更直言物質文化的邪惡，貪婪，醜陋，並屬靈的貧乏。電視文化，難以忍受的搖滾樂，道德的敗壞，使他痛苦失望；他聲言：人的靈魂渴望一些高級的事，更溫暖，更清潔的東西。
美國人聽到他們不願聽，不慣聽的話，有些對他感到不耐煩。他們懷有“施主”心態，期望受惠者把靈魂出賣給他們；蘇忍尼真覺得這是他給西方的恩惠，也是他的責任。他要寫，要說，身經親受，所感所信的。
蘇聯解體，俄羅斯新政府，於1990年恢復蘇忍尼真國籍。他對解放的俄國，寄以極大的希望，但不以為盲目追隨美國資本主義是出路。
希望在哪裏？
對着經受嚴重摧殘的俄國，他說：“在我看來，基督教是唯一存在的屬靈力量，能給俄國所需要的屬靈醫治。”
1994年，蘇忍尼真再回到他所愛的祖國。在那裏，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，住在前政治巨頭的別墅裏，仿佛是“國寶”。不過，他仍然不能不說，批評新民主制度，警告他們，除非自我批判的愛國，限制資本家，將可能產生民主的貴族階級。
在美國十七年，他的作品多是蘇聯的政治史，包括：1917年俄國革命史紅輪(The Red Wheel)，俄國與猶太人，俄國作家協會的實況等，這些研究範圍，雖然有其重要意義，卻不是廣大群眾的興趣所在；而不乏圈內人的爭議。
蘇忍尼真作品選集全三十冊，將在莫斯科陸續出版。
蘇忍尼真在克里姆林宮的陰影下，掙扎了三十年，而沒被壓垮，是他堅定的東正教信仰，支持他，使他能夠生存下去。他不管甚麼政治路線上的正確，不要求身分的認同，如一棵堅固的橡樹，忍受着風霜，卻終於看見克里姆林倒塌。
從蘇忍尼真的一生，給我們看見基督徒文學與政治的關係。除非生活在與世隔絕石器時代的叢林裏，除非定意作不發光的燈台，除非不說話，否則就得說真話。這樣，就不能不涉及政治，甚至不惜與當政者衝突。
彌爾頓是詩人，他不僅評議時政，還自己參與清教徒政府，成為最後一位為清教徒發言的人。
莎士比亞巧妙的避免論政，但他的劇作理查二世，還是帶來麻煩，涉嫌鼓動政變，被拘留過。
哥德貴為韋瑪公國的卿相，但無損其為偉大詩人。
總之，近二千年的西方文學，實際上就是基督教文學，而基督徒文人無法與政治脫節，甚至可說基督教思想，型鑄了西方文化歷史。
今天的華人基督徒，應該效法蘇忍尼真的精神。
2008年8月24日
選自：金燈臺《週中信息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