廣澤文化
狄考文眼光遠大，學識淵博，可算是曠世奇才，是神給中國教會的極大恩賜。他編寫的官話課本(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)，是當時洋人學漢語的必備經典。此外，還有：要理問答，教會名目並會例，英文神字解，談講之法，得道途徑等，並修訂天路歷程；又編寫筆算數學，代數備旨，形學備旨，振興實業，理化實驗，電學全書，電氣鍍金，測繪全書，微積分習題等。他還組織了赫士等人編寫出：對數表，聲學揭要，光學撮要，天文揭要，天文初階，是非學體要(邏輯學)，以及救世略說，使徒史記等神學專著計二十四種；丁韙良編譯社會經濟學；狄並指導學生就隨堂講授筆記，編寫了力學，數學，幾何，許多種課本，是明代天主教士自西方來華之後，在翻譯學術上的大貢獻；後由商務印書館等大書局出版，嘉惠華人學子二三代之久。以後，赫士利用文會館的印刷設備，創刊了山東第一份報紙：山東時報。(1890年)
在登州，創始於1864年，文會館於1882年(光緒八年)正式成為大學。以後，1886年，首屆有三名畢業生。1872年，李鴻章奏請清廷派遣幼童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學，才有第一批留學生三十三名啟程。可見狄考文的遠見，和他關愛華人的心。特別是在艱辛開拓的時期，狄考文夫婦一生沒有子女，拿出自己有限的薪給，銖積寸累，用於辦學；狄夫人之妹，也變賣父母遺產相助，並徵集美國信徒捐款，勉可維持學校開支，及供學生的費用；後來情形才有所改善。據說，登州的民國名將吳佩孚將軍，早年也曾在校就讀過。袁世凱的立身行事，不盡可以稱道；但此公的識略英明遠見，很少可以置辯，甚至比一般宗教人高明得多。袁在宋慶將軍麾下任軍頭的時候，駐在登州；其修理養護軍械的技工，有的是狄考文訓練出來的，技藝精到。袁項城見果知樹，讚賞之餘，親去文會館參觀，對於狄考文和赫士諸人，大為欽服，曲意結交利用。
1898年(光緒二十四年)，清廷就官書局原址，設立“京師大學堂＂，比文會館遲了達十六年之久。由於文會館的辦學認真，聲譽遠播，聘當時辦同文館的丁韙良為總教習(教務長)，並授權他選聘文會館畢業生八人任數，理，化教習(教授)，文會館畢業生于志聖為漢學教習。狀元孫家鼐為館主(校長)。這是北京大學的原型。可見文會館的重要地位。
速成大學第一名
1901年，慈禧太后於八國聯軍攻破北京之時，化裝農婦逃難“西狩＂。在和約還未議定，也尚未回鑾，即下詔變法；繼更頒諭各省興辦大學。文會館也正因義和團亂停辦，遷濰縣的校舍，興建尚需時日；便應山東巡撫袁世凱的懇請，由當時文會館校長赫士曲尊下就山東大學總教習，率領文會館美籍教習四人，華人教習張豐年等九人，都是早期畢業生；並簡選新畢業生八人，及漢學教習二人，作為教授團骨幹，包括數學，物理，化學，天文，地理，地質各科系。至於章程條規，以至經費開支，編制預算，無一不是依就文會館規畫，依樣胡盧；連課本，教材，教學方法，儀器設備，都是沿用文會館成章。至於校長唐紹儀，不過挂名而已，根本不懂，也未參與辦學的實際事務。因此，山東大學的成立，創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蹟：只籌備了一個月，就於當年十月間在濟南正式開學！自然成為中國省辦的第一所大學。
開學既成，袁世凱立即奏報。好大喜功的慈禧太后見奏大喜，在十月十五日，頒諭全國各省：“立即仿照舉辦，毋許宕延！＂上諭所到，各省紛紛仿效山東辦學經驗，爭來羅致文會館畢業生為教習。於是，京師大學堂之外，全國各省(除貴州)的大學堂；工，農，師範學堂；上海，天津等地官辦的格致院(科學院)，南洋公學，北洋師範，江南大學等，以至保定武備學堂及師範學堂，奉天，雲南講武堂等，都聘有文會館的畢業生。至於教會大學中，有文會館畢業生任教的更佔多數，其中如：張豐年在聖約翰大學任數理及天文學教授，成績卓著，甚為學生所敬愛。但各省大學需要師資太多，文會館畢業生數額有限，窮於應付，後來連肄業生也被延致。因此，對於清末及民國初年，中國教育體制的建立，文會館貢獻很大。
影響及檢討
慈禧太后傳諭嘉獎袁世凱及赫士博士；並授命赫士為清廷制訂全國的辦學規畫，方針，政策，及各項規章制度，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，頒詔全國奉行。反教反洋的慈禧太后，竟然頒雙龍勛章給正統基督教信仰的赫士博士。從文會館到廣文大學，從登州到濰縣，狄考文，赫士等宣教士先賢的影響力，實不限於山東一隅。不過，狄考文建校的宗旨，是為了要造就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領袖，所以不教授英文；畢業生的第一選擇，是作教牧，其次是教育；從政與工商業，則是又次的考慮，由此可見學校宗旨的正確。畢業生中有在國內傳福音最廣的丁立美牧師(1892年畢業，再入神學院深造)，工作大有能力，有“知識分子使徒＂，“中國慕迪＂等美稱；在華人教會神學界影響最深遠的賈玉銘牧師(1901年畢業)；而於1911年畢業的滕景瑞(祥五)，則是滕近輝牧師的先尊翁。這些是部分豐美的碩果。老一輩的基督徒常說，山東出了許多屬靈偉人，飲水思源，其根源實在於廣文大學所栽培的人才。
進入民國以後，大學開設多起來，自然是只重數量，而不注重信仰和品德，正像開闢了園囿，任由嘉禾莠草並長。而國人以大為尚，廣文的直接影響力，就不再那麼明顯了；而且由於當初狄考文不教英文的決定，畢業生出國深造的不多，也就少有影響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教育人才。再經過兩次大戰之後，更由黯淡而衰微。
廣文由盛而衰的原因，部分是由於“地利＂：校址不是設在像北京，上海的通都大邑，學生的來源較細。復由於國人重利，大學校園成為商業化，學生或想走買辦路線，或期望“學而優則仕＂，廣文當然不是發財和升官最理想的橋。而在“人和＂方面，教育成為政權的一部分，多由南方官僚統制，不僅對教會沒有良好印象，且間歇的反教；而廣文的思想傳統，是不想多政治牽纏。同時，繼起的領導人，沒有注意到儲備華人師資，派畢業生出國深造；而有力的教師領袖，如路思義等，又轉到燕京等別的大學去了。
更不幸的是，當時西方教會有“自由主義＂(新派)問題，起於“啟明運動＂，侵入校園。正統保守信仰的人，則以為純正信仰和知識是相對的，而放棄學術和神學院，發起“聖經學校＂運動。而敬虔主義者，則置身事外，只顧超然屬靈，自鳴清高。反自由主義，也連帶反知識，忘記了教會與學校結合的傳統，把高等教育拱手讓敵，給新派霸佔。於是，信徒以為知識是反福音信仰的壞東西，必須反對；這種倒果為因的想法，是錯誤的邏輯，不知警覺失去校園的失策，為害教會更大。
十九世紀末葉，在華宣教士團之間，有“李提摩太路線＂與“戴德生路線＂之爭分。“李＂是注重介紹西洋文化，以爭取士大夫階級，不惜同中國文化宗教妥協；甚至主張“萬法一理＂，“萬善同歸＂，以基督聖道與儒，釋，道雜合，用“主禱文＂作結；其特點是關心社會災苦，於中國現代化有貢獻。“戴＂則以傳福音引人歸信基督為主，初等教育和醫藥為輔，並不主張發展大規模的教育，醫藥等社會事業。以當時人力物力所限，可能有其不得不爾的原因；此雖然對於上流階級缺乏大的影響，對福音廣傳，則一時效益頗大。但似不足成為取法的成規和準則，或甚麼“路線＂，更不是沒有變進的可能。
可惜，有人把福音弄成“單行道＂，以為同工必須同等，把不論甚麼特殊恩賜的人，一律“下放＂到窮鄉僻壤，以苦行標榜奉獻犧牲，而不肯安排到高等教育事工。雖然在基本訓練上受苦是應該的，但矯枉過正，則違反肢體功能的原則。其實，這種“不歸於楊，則歸於墨＂的二分法，並沒有多大道理；絕不應該忽略第三路線，就是“狄考文模式＂。狄考文，赫士等人，從不忽略福音基要信仰，卻有遠見，並注重教育，且致力譯經，辦神學教育，為中國教會立下純正信仰，是堅實的萬世根基；郭顯德，路思義等人，則注意社會關懷，有口皆碑。也就約在同時，興起了“獨立教會＂風氣，是受敬虔主義的影響。敬虔本來是好的；但過於閉關自守，則成為問題。要問：“獨立＂是向誰獨立？當然，不能向神獨立，只能孤立；遇到強的領袖，發展成山頭主義，以人為中心；弱者則無以自立。孤立無力，變成事事倚賴：用別人譯的聖經，別人寫的聖詩，在別人的學校受教育，或甘心受無神反教的教育，病了還得進入別人的醫院，受醫藥照料。哪能算是獨立？結果，徒唱高調作不成事，讓教育被不信者控制，把信徒子弟，造就成忠實的“占尼撒理＂(Janissary或Yani ceri，是鄂圖曼帝國，把基督徒年輕的孩子，造就成回教徒，用來反基督教，以至殺死他們的父母)，何等可哀！
早在1877年，狄考文就揭示基督教興學的五大要點：第一，造就可靠的傳道人才。第二，供給基督教教學師資並可藉他們將西方較優良的教育，介紹中國。第三，裝備人才介紹西方文化的科學和藝術給中國。第四，教育是進入上層階級的最佳門徑。第五，教育能使中國教會有自立能力，並使中國教會防止迷信侵入，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懷疑主義者的攻擊。這番有道有理的話，確是真知灼見，到今天仍然合宜。最後，他說：“為求達成最佳果效，各傳教會必須分工合作，興辦學校。＂這對於現代聖徒，仍有其啟發意義。我們不能希望不信和反道的人，為我們培養下代人才，興旺福音，狄考文模式，也正表現出其加爾文歸正宗的理想：傳揚福音聖道，並完成教會的文化使命；個人得救，道化文化。
2004年9月19日
選自：金燈臺翼報www.ebaomonthly.com
